我國分稅制和公共財政的歷程 
　　沒有一項改革是完全沒有阻力的。因為支出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 
　　分稅制的緣起 
　　1994年啟動的宏觀經(jīng)濟體制改革，在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史上是濃重的一筆。 
　　這場改革在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實際上是從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發(fā)表南方談話開始的。談話精神，最重要的就是確定了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方向。談話以當年中央“二號文件”形式下發(fā)，在全國引起了很大轟動。那年秋天，召開了中共十四大。在大會政治報告中，江澤民總書記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今后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十四大召開的次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寫進了國家的根本大法。 
　　1993年9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根據(jù)十四大提出的要求，形成了一個決議，即《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它標志著一輪宏觀經(jīng)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在這個決定里，對財政體制改革提出了三項任務。項就是要實施工商稅制改革，調整國家和企業(yè)之間的關系；第二是在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之間要實行分稅制；第三是國家預算要實行復式預算。 
　　應該說，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中關于宏觀經(jīng)濟改革的內(nèi)容是非常全面的。財稅體制改革是改革中比較重要的一項，是中央領導特別重視的一項。財稅體制改革涉及國家、企業(yè)、個人之間的關系，牽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實行分稅制就要調節(jié)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我記得，當時的中央領導強調，這是財稅體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主要環(huán)節(jié)。 
　　1993年9月到11月間，當時分管經(jīng)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曾經(jīng)十幾次到地方去，和地方同志交換意見，審賬，耐心做工作。他曾半開玩笑但實際上認真地跟我們說：“我每次去，各個部門都要去人��！財政部可以多去幾個人，你們想去幾位就去幾位。”我們聽了，當然感覺很溫暖，但我們也不能“濫用”領導的關心，每次隨同前往的大體上是二至四人。 
　　接下來，出現(xiàn)了三項改革的統(tǒng)籌、布局問題。按照當時的力量，如果同時鋪開三項改革，是很容易顧此失彼的。當時，稅務已經(jīng)從財政部分離出去，成立了國家稅務總局。我當時是財政部常務副部長，分管預算，分管改革，也分管稅政，所以和稅務總局聯(lián)系比較密切。我們決定，優(yōu)先展開工商稅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改革早在1993年上半年就著手了。 
　　為什么要實施分稅制改革？它究竟有什么必要性？為什么早不改晚不改，偏偏這個時候改？其實，早在1980年，財政部就曾經(jīng)建議實施分稅制改革，但是沒有為中央領導接受。客觀地說，當時條件也不具備。想要分稅，先要把主要稅種初步完善起來�？梢哉f，分稅制改革是在逐步創(chuàng)造條件的過程中間來決策的。 
　　當時為什么必須實行分稅制改革呢？大體上有幾方面原因。 
　　，原來的財政包干制完成了歷史使命，已經(jīng)越來越顯示出其不公平的一面。從1981年到1994年，包干制曾起了積極作用。這個制度大的問題不會有，不過有的時候就不大好辦。有的地方經(jīng)濟實力比較強，有的地方比較弱，包干的份額就不一樣了。全國財政會議常說，“一年之計在于‘爭’”，爭包干基數(shù)，收入指標爭取定得低一點，可以多一點超收留成；支出指標則爭取定得高一點。要建立規(guī)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框架，包干制已經(jīng)不適用了；而分稅制為大多數(shù)市場經(jīng)濟國家所采納，是改革的方向。 
　　第二，中央財政相當困難。當時，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還不到30％，弱干強枝，中央花錢要靠地方上解。澤民、李鵬、镕基同志都贊成提高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當時，中央交給我的任務主要是處理好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肩上的擔子很重。1993年秋天，我次在北京市門頭溝的龍泉賓館介紹分稅制，講分稅制的主要涵義、前景、主要政策和要解決的問題等。有的財政廳老廳長后來對我說，分稅制啟蒙教育就是從那次會議上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