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大學堂與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

　　1898 - 1916

　　北京大學創(chuàng)建于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

　　京師大學堂在維新變法運動中誕生。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舉國震動。面對列強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先進知識分子大聲疾呼變法自強，挽救危亡，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改革舊教育，建立新學堂成為變法的第一要務。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折》，提出在京師設立大學堂。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布變法。詔書強調(diào)：“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7月3日，光緒批準了總理衙門上奏的《遵旨籌辦京師大學堂并擬開辦詳細章程折》。章程由梁啟超起草，體現(xiàn)了維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想。章程規(guī)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tǒng)轄”，學堂培養(yǎng)“非常之才”，教學內(nèi)容應“中西并重”。這是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個辦學章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學制綱要。光緒在批準該章程的同時，派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自此，中國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創(chuàng)辦的綜合性大學正式成立。此時的京師大學堂行使雙重職能，既是國家最高學府，又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9月21日, 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發(fā)動“戊戌政變”，變法措施幾乎全被廢除，唯大學堂因“為培植人才之地”得以保留，但原訂的辦學方針和學校規(guī)模均難以實現(xiàn)：12月31日，大學堂開學，原擬招生500人，實際僅設一招收進士、舉人的仕學院，兼寓中小學堂共錄取學生160余人；課程只設詩、書、易、禮四堂和春、秋兩堂。第二年學生增加到200余人，中西并學，除經(jīng)史外，開設算學、格致、化學及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等普通課程，另立史學、地理、政治專門講堂。此為中國近代國立大學教育的開端。

　　新生的大學堂旋遭劫難。1900年5月，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大學堂受到?jīng)_擊。8月，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大學堂被俄、德侵略軍盤踞，遭嚴重破壞、被迫停辦。1902年1月，清廷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悉心辦學，對大學堂的恢復和發(fā)展卓有功績。1902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速成科的師范館和仕學館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同年，設藏書樓，這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大學圖書館。張百熙主持制定了一套從小學到大學的學堂章程，1902年8月頒行各省，稱《欽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由政府正式頒布的學制系統(tǒng)，其中的《欽定大學堂章程》是京師大學堂的第二個辦學章程，明確規(guī)定辦學宗旨為“激發(fā)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y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1904年1月，清廷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其中的《大學堂章程》是京師大學堂的第三個辦學章程。同時，清政府設學務大臣，統(tǒng)轄全國學務，京師大學堂設總監(jiān)督，專管大學堂事務，張亨嘉為首任總監(jiān)督。1905年12月清廷設學部，為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京師大學堂直屬學部。

　　大學堂恢復后，先后設立了一系列學館，開辦了分科大學，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專業(yè)系科奠定了基礎。1902年開辦的師范館為中國最早培養(yǎng)教師人才的機構，1904年改為優(yōu)級師范科，1908年改為優(yōu)級師范學堂。1902年開辦的仕學館專為“培養(yǎng)官才”；翌年清廷設進士館，招收新科進士百余名，1904年仕學館并入進士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后，進士館失去存在的必要，于1907年改為法政學堂。1902年同文館并入大學堂，次年改立譯學館，設英、法、俄、德、日等語言文字�？�，培養(yǎng)翻譯外交人才，1911年停辦。1903年開辦醫(yī)學實業(yè)館，1905年改為醫(yī)學館，分醫(yī)學和診治兩部分，1906年改為京師專門醫(yī)學堂。1904年設立的預備科，為開辦大學分科準備了生源。1907年設立博物實習科，分制作標本、模型和圖畫三類。1905年至1907年，大學堂舉行了三屆體育運動會，開近代高等教育重視體育教育之風氣。1903年，大學堂選拔47名學生，派往日本和歐美留學，這是大學堂的第一批留學生。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共開辦經(jīng)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nóng)科、工程科、商科七個分科大學，一所近代意義的綜合大學初具規(guī)模。

　　京師大學堂是在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劇的歷史背景下建立的，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1903年4月30日，大學堂學生“鳴鐘上堂”舉行集會，聲討沙俄侵占中國東北的罪行，譴責清政府妥協(xié)投降，要求拒約抗俄。會后起草了《拒俄書》和《爭俄約疏》。京師大學堂學生投身拒俄運動，是北京大學也是中國近代高等學校第一次反帝愛國學生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5月3日民國政府頒令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jiān)督改稱大學校校長。著名學者嚴復出任北大首任校長。嚴復力圖按照近代學術體系和世界高等教育通行模式來整頓學校課程，將“經(jīng)科”并入“文科”，將“格致科”改為“理科”，積極開設介紹西方新學的課程，重新聘用教職員，規(guī)定教員必須專職教學。在學校初顯起色之時，7月，教育部以經(jīng)費困難等為由，欲停辦北大。嚴復即向教育部寫了《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和《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申述北京大學不應停辦的理由，強調(diào)大學具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的使命，“理應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在北大師生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下，當局放棄停辦北大。當年10月，嚴復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此后相繼由章士釗（未到任，由馬良代理）、何燏時、胡仁源任校長。1913年9月，教育部又令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學。何燏時校長呈文反對，北大畢業(yè)同學會也上書大總統(tǒng)申述，迫使當局收回成命。

　　1913年春，北大招收了民國成立后的第一批預科新生200余人。11月大學分科的舊班學生226人畢業(yè)，這是北大歷史上第一批本科畢業(yè)生。1914年胡仁源校長制定《北京大學計劃書》，提出擴招新生、改進教學法、編寫教材和講授要目、添購教學設備、整理圖書等措施。學校規(guī)模擴大，一批知名教授聚集北大，文科有陳黻宸、黃侃、朱希祖、陳漢章、辜鴻銘、林琴南、馬敘倫、錢玄同、沈尹默、馬裕藻等；理科有夏元瑮、胡濬濟等；法科有陶履恭、張耀曾等；工科有溫宗禹、孫瑞林等。馮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京師大學堂首批派出留學生，學成后回母校任教，開設現(xiàn)代數(shù)、理、化課程，成為這些新學科的奠基人。為適應北大發(fā)展的需要，1916年，學校借款在漢花園（今沙灘）興建新樓，于1918年8月落成，這就是著名的北大紅樓。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學

1916 - 1927

　　1916年12月，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對北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眾多革新人物和學術大師云集北大，倡導民主與科學精神，弘揚愛國與進步思想，促進新思潮的傳播和學術的繁榮，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chuàng)建北方地區(qū)中國共產(chǎn)黨組織的最初基地。這是北大發(fā)展史上一個輝煌時期，奠定了北大的光榮革命傳統(tǒng)和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

　　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羅網(wǎng)眾家之學府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就任校長后，不拘一格，延攬名師，聘請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最早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到中國的夏元瑮任理科學長。蔡元培主張民主辦學，教授治校，改革領導體制，設立相應的管理機構：評議會為學校最高立法和權力機構，由校長、各科學長和教授代表組成；行政會議為學校最高執(zhí)行機構，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和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成員為教授，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教務會議和教務處負責學校教學事宜，由各系主任組成，教務長由各系教授會推選；總務處負責全校的人事和財務，總務長由校長委任。

　　蔡元培致力于把北大辦成以文理科為重點的綜合大學。他從改革文科入手，擴充文理兩科，增設史學、地質(zhì)兩門，將商科并入法科，工科并入北洋大學。1919年撤銷文、理、法科的設置， “廢門改系”，先設數(shù)學、物理學、化學、地質(zhì)學、哲學、史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俄國文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等14個學系，后又增設教育學、東方學、生物學、心理學4個學系。開設了新聞學、政治學、唯物史觀、邏輯學、美學、考古學等新課。預科學制由3年改為2年，本科由3年改為4年。實行選科制和旁聽生制。提倡美育，重視體育，促進德、智、體、美四育全面發(fā)展。1920年北大開始招收女生，開中國國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認為大學應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升北大的科研水準。其一，創(chuàng)辦研究所，培養(yǎng)研究生。1917年底，北大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為當時中國高校最早成立的學術研究機構。1918年初，各研究所共有研究員（即研究生）148人，另有通訊研究員32人。1921年12月，合并三科研究所，擬在研究所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因經(jīng)費所限，1922年1月只成立了研究所國學門，沈兼士任主任。國學門先后設立了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方言調(diào)查會、風俗調(diào)查會等。其二，創(chuàng)辦學術刊物，促進學術研究。1917年11月，創(chuàng)辦《北京大學日刊》，刊載學校重要紀事，兼載文藝、學術稿件。1918年9月出版《北京大學月刊》，系中國大學最早的學報。另外如《自然科學季刊》、《社會科學季刊》、《國學季刊》等刊物均頗負盛名，有力地推動了師生的學術研究。其三，聘請外國學者，開展學術交流。北大先后聘請了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法國的班樂衛(wèi)及量子力學創(chuàng)立人普朗克等學術大師來校講學，還聘請校內(nèi)外著名專家舉辦各種講座，繁榮學術活動。其四，扶植社團活動，鼓勵學術爭鳴。五四前后，各種社團紛紛成立，影響較大的有“雄辯會”、“進德會”、“新潮社”、“國民雜志社”、“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平民教育演講團”、“哲學研究會”及“音樂研究會”等，這些社團、學會大多有自己的刊物，其中《新潮》、《國民》、《少年中國》、《新聞周刊》、《國故》、《數(shù)理雜志》、《音樂雜志》等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

　　經(jīng)過改革，北大“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師生人數(shù)頓增。據(jù)1918年統(tǒng)計，當時有教職員217人，其中教授90人；學生1980人，其中研究生148人。在良好的學術環(huán)境中，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脫穎而出，各學科領域中的開山之作先后問世。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地用新學術觀點和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孫云鑄著《中國北部寒武紀動物化石》，是中國學者的第一部古生物學專著。徐寶璜著《新聞學》，被蔡元培譽為新聞界的“破天荒之作”。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敬告青年》一文，鮮明地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口號，揭開了新文化運動序幕。1917年陳獨秀受聘北大，《新青年》隨遷北京。北大文科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李大釗、魯迅、沈尹默、高一涵等參加編輯工作，形成了以《新青年》為核心的強大革新營壘。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篇重要文章。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革命論》，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1918年8月，魯迅在《新青年》發(fā)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強烈反響。之后魯迅又陸續(xù)發(fā)表《孔乙己》、《藥》等白話小說，奠定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基石。陳獨秀和李大釗創(chuàng)辦的《每周評論》和由北大學生創(chuàng)辦的《新潮》、《國民》等刊物，在批判舊思想舊文化，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也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運動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在巴黎召開和會，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出席，但列強竟把戰(zhàn)敗國德國原在山東攫取的特權轉(zhuǎn)讓日本，北洋政府密令中國代表團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北大學生義憤填膺，約集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西齋緊急開會，商量對策。5月3日晚，在三院禮堂召開學生大會，出席大會的還有北京高師等12所大專學校代表。北大法科學生廖書倉主持大會，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學生們爭相演說，聲淚懼下。大會決議，把原訂5月7日的國恥紀念日游行提前舉行。在北大學生的發(fā)起組織下，5月4日，北京各大專學校3000余人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fā)了。北大學生傅斯年擔任學生游行隊伍總指揮，在天安門集會上宣讀了北大學生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在游行途中散發(fā)了北大學生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宣言》，宣言疾呼：“現(xiàn)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吞并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nèi)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游行學生激于義憤，到趙家樓胡同，火燒賣國賊曹汝霖住宅，痛打賣國賊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出軍警鎮(zhèn)壓,32名學生被捕。5月5日，北大等高校開始罷課，蔡元培等各校校長極力營救被捕學生。兩天后，政府釋放被捕學生，但對學生的政治要求不予理睬，且逼走了同情愛國學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5月19日，北京學生宣布總罷課，分赴市內(nèi)街巷演講宣傳。6月1日，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反帝行動。6月3日、4日，逮捕學生上千人。學生的愛國行動遭到軍閥政府殘暴鎮(zhèn)壓，激起全國人民義憤，上海等各大城市掀起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斗爭高潮。在“三罷”斗爭壓力下，北京政府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并拒簽《巴黎和約》。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五四運動是徹底的不妥協(xié)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推動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轉(zhuǎn)變?yōu)樾旅裰髦髁x革命，具有劃時代意義。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北大教授李大釗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系統(tǒng)接受、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繼1918年發(fā)表《Bolshevism的勝利》后，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面闡述馬克思理論。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課程，組織指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進步社團。在他的影響下，鄧中夏、毛澤東、高君宇等一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成長起來，北大成為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建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小組。10月，北京共產(chǎn)黨小組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成立，11月改為共產(chǎn)黨北京支部，成員幾乎都是北大師生。中共“一大”前，在全國8個地區(qū)建立了黨組織，其中有6個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是北大師生和校友；全國53名黨員中有北大師生和校友21人；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北大師生和校友5人。從此可見北大在建黨初期的重要貢獻。

　　北京政府摧殘教育，拖欠教育經(jīng)費和教職員薪水，致使各高校陷入窘困。1921年3月15日，北京國立八校成立“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議”，決定開展索薪斗爭。這場事關教育命脈的維系和廣大教職員生存的斗爭持續(xù)多年。

　　1926年3月18日，北大、師大、燕大等校和二百多個社會團體數(shù)萬人，匯集天安門舉行國民示威大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炮擊大沽口和所謂“八國通牒”。會后兩千多人組成的請愿團前往執(zhí)政府請愿，竟遭段祺瑞執(zhí)政府衛(wèi)隊的槍擊鎮(zhèn)壓，是為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師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一直站在前列。正如魯迅在《我觀北大》一文中所說：“惟據(jù)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峰，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zhàn)的，即使只有自己。”

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學

1927 - 1937

　　1927至1929年，北京大學處于動蕩之中。奉系軍閥攫取北京政權后，實行恐怖統(tǒng)治，悍然殺害了北大教授李大釗等人，把具有民主傳統(tǒng)的北京大學視為眼中釘，1927年8月頒令將北京大學與北京其他國立八校合并組成國立京師大學校。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入北京，奉系軍閥退出關外，北大師生開展復校斗爭，發(fā)表《北大宣言》：“我們北京大學受軍閥惡勢力的摧殘已經(jīng)整整一年了。……但是我們時時刻刻忘不了我們的北京大學。北大固有的精神仍卓然存在。”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先是決定將京師大學校改稱中華大學，后又把中華大學改為北平大學，隸屬北平大學區(qū)。北大師生堅決反對，組織復校委員會，阻止當局以武力接收北大。1929年初，國民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把北大定名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北大組織不變，對外仍可譯為北京大學。北大在被迫停課9個月之后，于3月11日開學復課。6月，國民政府停止實行大學區(qū)制，8月，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校名。復校斗爭取得勝利。

　　1930年12月，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十六字方針，改評議會為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大政方針的決策機構，另設行政會議和教務會議，學校的管理更趨規(guī)范。1932年6月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實行學院制，改文、理、法三科為文、理、法三個學院，胡適、劉樹杞、周炳琳分任院長。下設14個學系：文學院有哲學系、史學系、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包括英、法、德、日四組）、教育學系；理學院有數(shù)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地質(zhì)學系、生物學系、心理學系；法學院有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jīng)濟學系。對教師隊伍進行整頓，延攬國內(nèi)一流學者，實行教授專任制，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得以較快發(fā)展。1932年制定了《國立北京大學學則》，實行學分制，要求學生具有文、理方面基本知識，文學院一年級開設必修課“科學概論”，理學院一年級開設必修課“國文”。據(jù)1935年統(tǒng)計，全校開設課程288門。這一時期，雖然國民黨政府推行的“黨化”政治日趨加強，但北大仍保留“五四”以來開設的部分社會科學理論課，如“馬克思學說研究”、“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唯物主義與教育”等。1932年，成立研究院，下設三部：原研究所國學門改為文史部，增設自然科學部和社會科學部。1934年又將三部改為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研究生入學考試、論文答辯等制度日臻規(guī)范。

　　1931年7月，北京大學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設立合作研究特款，用于購買圖書、儀器，資助建筑設施，設立研究教授（先后聘請研究教授29人），舉辦學術講座，設立助學金及獎學金。這筆經(jīng)費對北大教學和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1935年北大興建了新的圖書館，可藏書30萬冊，設有500個座位。理科各系的教學科研設施也得到了改善。著名地質(zhì)學家李四光于1931年至1937年擔任北大地質(zhì)學系主任，對北大地質(zhì)學建設和中國地質(zhì)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在他主持下新建了地質(zhì)館，設立了礦物、古生物學等實驗室，開辟了地質(zhì)陳列室和研究室。顏任光教授主持物理學系后，建立了普通物理、專門物理等十多個實驗室，成為當時國內(nèi)同類專業(yè)中設備較齊全的系。1936年新建了宿舍灰樓，改善了學生的住宿條件。開展對外學術交流，先后邀請哈佛大學教授威爾遜，倫敦大學教授斯密斯，巴黎大學教授郎之萬，以及在量子力學創(chuàng)立和詮釋方面作出偉大貢獻的丹麥著名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來校講學。這段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有：李四光的《關于第四紀中國及東亞氣候之討論》等論著奠定了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的基礎；丁文江與葛利普合作的《中國二疊紀及其二疊紀分層之意義》等論文曾在華盛頓第十六次國際地質(zhì)學會上宣讀；另有饒毓泰、曾昭掄、孫承諤在物理學、化學領域的成果引起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重視。文科和法科也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論著。

　　這一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北大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北大學生會立即發(fā)出抗日通電，呼吁“速息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1931年12月1日，230余名學生組織南下示威團，赴南京向蔣介石示威，發(fā)表《告全國民眾書》，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東北失地”，“立即全國總動員對日本絕交”。1935年12月，華北危在旦夕，清華、燕大、北大等北京大專院校和東北大學師生，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2月9日，愛國學生沖破軍警封鎖，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新華門前示威，向當局提出反對“防共自治”，公布中日交涉經(jīng)過，保障地方領土安全，停止一切內(nèi)戰(zhàn)，給予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等六項要求。會后示威游行隊伍遭軍警鎮(zhèn)壓，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傷。北大學生返校后，召開全體大會，通過總罷課決議。12月16日，為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市學聯(lián)組織全市學生游行示威，北大負責率領第三大隊2000多人，沖破阻攔，到達天橋與清華、燕大等20余校同學匯集，舉行市民大會，北平各界群眾和東北流亡同胞紛紛自動參加，與會者達3萬余人。大會發(fā)表了《告民眾書》，通過了“不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收復東北失地”等決議案。會后，學生和市民組成的游行隊伍進行總示威。“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運動后期，平津?qū)W聯(lián)組織了南下擴大宣傳團。北大負責的第一團到河北固安、任丘、霸縣、保定一線，步行700余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并發(fā)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返回北平后，與第三團倡議成立的“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合并，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京郊區(qū)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北大民先隊隊員奔赴延安或抗日根據(jù)地的有60余人，為民族解放和革命勝利作出了貢獻。

　　西南聯(lián)合大學時期的北京大學

1937 - 1946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月底，北平、天津相繼陷落。9月，奉教育部令，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至湘，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組成常委會主持校務。長沙臨大在戰(zhàn)亂中倉促組建，校舍或租或借，所需經(jīng)費、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嚴重不足，但三校師生克服困難，通力合作，于11月1日開始上課。臨大設有17個學系，有教師148人，其中北大55人。至11月20日，原三校學生報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連同招收的新生、借讀生共1452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軍空襲長沙的次數(shù)增加。1938年1月，國民政府批準臨時大學再遷云南昆明。2月，全校師生分三路赴滇，其中一路由300余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赴滇。師生們在旅途中頂風冒雨，翻山越嶺，沿途進行抗日宣傳，開展社會調(diào)查，了解民俗風情，搜集民歌民謠，采集教研標本，同時也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磨練了身體和意志。所經(jīng)各地，受到當?shù)孛癖姷臒崆橛�送。旅行團橫跨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余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歷時68天，于1938年4月28日平安抵達昆明，創(chuàng)造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

　　1938年4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學校遷昆后首先面臨校舍問題，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的大力協(xié)助下，租到昆華農(nóng)業(yè)學校用作理學院校舍，拓東路的三個會館及鹽行倉庫用作工學院校舍。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學院設在云南蒙自縣，成立蒙自分校，8月底分校撤銷。蒙自師生返昆后，又逢增設師范學院，校舍更加緊張，遂又租借了昆華師范學校、昆華工業(yè)學校、昆華中學等校校舍。西南聯(lián)大新校舍于1939年4月建成，位于昆明市西北郊三分寺，占地120余畝，除圖書館和兩座食堂為磚木結構的瓦房外，其余均為鐵皮或茅草為頂?shù)耐僚髌椒俊?940年7月，日本侵略軍攻占安南（越南），云南成為前線，局勢日益緊張。根據(jù)教育部應作萬一準備的指示，學校在四川敘永縣成立分校，一年級及先修班在此上課，1941年1月6日開學，8月敘永分校撤銷，遷返昆明本校。聯(lián)大設有文、理、法商、工、師范5個學院，26個系，2個專修科和1個先修班。1939年5月，三校研究院相繼在昆明恢復，北大研究院下設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

　　戰(zhàn)時的辦學條件異常艱苦。圖書館的書架是用木包裝箱堆壘而成，藏書僅幾萬冊。圖書館座位緊張時，有些同學就到街上的茶館去，不僅可以讀書、討論，還可以解決喝水問題。“聯(lián)大學生泡茶館”成為戰(zhàn)時昆明的獨特景致。實驗設備短缺，教員經(jīng)常動手制作，因陋就簡，以應急需。由于物價不斷上漲，師生生活日趨困難。自抗戰(zhàn)以來至1943年，昆明物價上漲了300倍，聯(lián)大教職員的薪金卻只增加了5倍。為了生計，教師不得不到其他學校兼課，甚至廉價出售書籍、衣物等，同學則利用課余時間到校外兼差。條件雖然艱苦，師生卻對抗戰(zhàn)勝利充滿信心，弦歌不輟，勤奮教學。

　　在空前的國難面前，西南聯(lián)大以“剛毅堅卓”的精神，和衷共濟，艱難辦學。聯(lián)大集中了三校著名教授、學者，師資力量雄厚。文科多兼通中西的學者，理工科既有若干基礎學科和工程技術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又有抗戰(zhàn)前后留學歸國的一些青年教授，均具有較高的教學水平和學術水準。聯(lián)大教師不但學術造詣精深，而且具有很強的敬業(yè)精神。如周培源、吳大猷等教授居住在離學校數(shù)十里遠的郊區(qū)，為保證學生的聽課效果，從不采取連續(xù)數(shù)小時集中授課的方式，一門3學分的課程，他們不惜數(shù)小時的路途往返，堅持每周三次來校授課。聯(lián)大十分注重學生的基礎訓練和實驗實習等環(huán)節(jié)，知名教授親自講授基礎課和必修課。教學管理亦非常嚴格。學校規(guī)定，不及格的課程不許補考，學分記為零分。如果必修課不及格，必須在下一學年重讀，如隔一學年再讀，即使及格也不計學分。學校還十分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yǎng)，如化學系的定量分析實驗，實驗數(shù)據(jù)達不到一定的精度，必須連夜重做。這種嚴謹?shù)慕虒W作風，不僅為學生奠定了扎實的知識基礎，也培育了良好的學風。聯(lián)大教師教學與科研并重，在圖書資料、儀器設備極其缺乏，出版條件很差的情況下，仍堅持進行科學研究，撰寫了很多高水準的學術論著，有多項在1941年至1945年教育部舉辦的五屆學術評議活動中獲獎。其中獲一等獎的有：《堆壘素數(shù)論》（華羅庚）、《湍流論》（周培源）、《多原子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吳大猷）、《新理學》（馮友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龋�占一等獎總數(shù)的40%。

　　西南聯(lián)大以在艱難條件下培養(yǎng)優(yōu)等人才著稱于世。創(chuàng)校九年來，共有在校生約8000人，其中本�？啤⒀芯可�畢業(yè)3882人。在他們中間，后被評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外籍院士的有90人；在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位科學家中有6位是聯(lián)大學生；3人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對國家的建設發(fā)展和人類的科學事業(yè)做出了突出貢獻。在緊張的課堂學習之余，眾多的社團組織開展了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活動，對于提高學生文化素養(yǎng)，鍛煉活動能力起到了積極作用。

　　聯(lián)大同學為抗日救國踴躍參軍，曾有三次較大規(guī)模的參軍活動。先后有1100多人投筆從戎，約占學生總數(shù)的14%，其中何懋勛（何方）、黃維、繆弘等15人在抗日戰(zhàn)爭中以身殉國。此后還有齊亮、劉國誌、榮世正等14位烈士在解放戰(zhàn)爭和建國初期鞏固政權的斗爭中捐軀。他們是國家民族的驕傲，也是西南聯(lián)大的光榮。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終于可以來臨，而蔣介石政府卻堅持獨裁和內(nèi)戰(zhàn)，共產(chǎn)黨順應民意發(fā)出“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內(nèi)戰(zhàn)”的號召。西南聯(lián)大、云南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于1945年11月25日聯(lián)合舉辦反內(nèi)戰(zhàn)時事晚會，遭國民黨軍隊鳴槍威脅。12月1日，武裝軍人和暴徒分別襲擊西南聯(lián)大新校舍和師范學院，投擲石塊和手榴彈，聯(lián)大師院專修科學生潘琰（女）、李魯連、南菁中學教員于再和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遇難，50多名學生受傷。蔣介石政府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慘案，激起了師生極大的憤怒，他們舉行抗議大會，得到全國近20個城市各界人士的聲援。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昆明學生與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揭開了解放戰(zhàn)爭第二條戰(zhàn)線的序幕。

　　“神京復，還燕碣。”抗戰(zhàn)勝利后，組成聯(lián)大的三校復員北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緊張，三校在平津的校舍也須修繕，聯(lián)大在昆明又續(xù)辦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聯(lián)合大學舉行結業(yè)典禮，正式宣告結束。師范學院繼續(xù)留昆辦學，1946年8月更名為國立昆明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光榮地完成了戰(zhàn)時大學的歷史使命，“內(nèi)樹學術自由之規(guī)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譜寫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光輝篇章。

　　復員后的北京大學

1946－1949

　　復員后的北京大學遷回北平原校址。1946年7月，新任校長胡適（蔣夢麟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后，1945年9月由胡適接替，胡適到任前由傅斯年代行）宣布北大重要教職員人選。1946年7、8月，北大奉教育部令先后接收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一至四分班及第六分班，1947年8月，北洋大學北平部并入北京大學。為安置北返的師生和臨大補習班的學生，擴大校舍迫在眉睫。經(jīng)多方奔走，爭取到改建后的相公府、東廠胡同的黎元洪故居、舊國會大廈等多處房舍，擴充后的校舍分散在城區(qū)和郊區(qū)，達40處之多。與此同時，學校還延聘了王竹泉、錢思亮、楊鐘健、袁翰青、季羨林、馬堅、莊圻泰等一批知名教授。經(jīng)過緊張籌備，北京大學于1946年10月10日在四院大禮堂隆重舉行復員北平開學典禮。復員后，北京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yǎng)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為職志，在原有文、理、法三個學院的基礎上，增設醫(yī)、農(nóng)、工三個學院，計有6個學院，33個系，2個專修科；又相繼設立了文科、理科、法科、醫(yī)學研究所并招收研究生。設教務處、秘書處、訓導處等行政機構，另有行政會議、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及教授會，分別行使各自職能。至1946年12月中旬，注冊學生為3420人，其中西南聯(lián)大分發(fā)564人，臨大補習班學生1562人，新生445人，先修班學生433人，另有復學等方式入學學生416人。1947學年度第一學期有研究生58人，第二學期45人。在學制方面，多數(shù)系別的本科為4年，工科、農(nóng)科及藥學系為5年，牙醫(yī)學系6年，醫(yī)學系7年；研究生學制通常為2年。

　　師生們對復校滿懷希望。文學院明確提出“復校計劃即復興計劃”。校方也曾極富前瞻性地考慮廣羅研究原子能的一流學者，把北大物理系建成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以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種種良好設想，卻因國民黨政府堅持獨裁和內(nèi)戰(zhàn)、社會動蕩、辦學經(jīng)費匱乏等原因而無法實施。在艱難環(huán)境下，廣大教職員工仍堅守崗位，在教學上新開設了一些前沿性或基礎性的課程，如地質(zhì)學系增開X光結晶學、古植物學、人類古生物學和中國地質(zhì)問題討論等課程，化學系增開微量化學等課程，中文系增開現(xiàn)代文學史等課程，其中某些新課在全國也是首創(chuàng)。醫(yī)學院的附屬醫(yī)院達到相當規(guī)模；農(nóng)學院的附屬農(nóng)場有幾百頃土地，成為師生進行教學、實習、試驗的重要基地。各院所還盡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1946年，醫(yī)學院鐘惠瀾教授和翁心植住院總醫(yī)師首次發(fā)現(xiàn)了中國第一例亞熱帶家族性Gaucher病，開辟了中國熱帶病研究的先河。1947年，在中國數(shù)學會平津分會成立大會上，北大教師提供的論文成果占大會論文總數(shù)的60％；同時召開的中國物理學會北平分會成立大會上，北大教師提供的論文成果也占大會所收論文總數(shù)的五分之一強。時在學界享有盛譽的北大地質(zhì)研究所還對云南地層古生物材料、華北大型構造、華南更新世洞穴沉積中之動物群等進行系統(tǒng)研究，在1948年倫敦召開的第18次國際地質(zhì)學會上，北大教授的學術論文《太平洋—早期古生物演化的主要中心》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肯定。這一時期各院所教員撰寫的學術論文比較集中地匯集在《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又將中國人民推到內(nèi)戰(zhàn)的災難中，并對統(tǒng)治區(qū)實行白色恐怖，中國社會處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北大師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繼承和發(fā)揚“五四”精神，同黑暗勢力進行了不屈抗爭。1946年12月24日傍晚，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在東單廣場遭美軍士兵強奸，激起北大師生乃至全國人民的憤怒，“抗暴運動”驟起，全國共有50多萬學生參加示威游行。國民黨傾其全力打內(nèi)戰(zhàn)，造成通貨膨脹，1947年3月后的三個月間，玉米價格竟然上漲8倍，廣大師生陷于貧困饑餓之中，有的學生被迫停學。1947年5月，北大學生率先喊出“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的口號。5月20日，爆發(fā)了有大、中學學生參加的“華北學生北平區(qū)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大游行”，游行隊伍回到北大后召開大會，議決將北大紅樓大操場命名為“民主廣場”。毛澤東在5月30日指出：“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zhàn)爭，這是第一條戰(zhàn)線�，F(xiàn)在又出現(xiàn)了第二條戰(zhàn)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1948年3月29日，北大學生在民主廣場舉行紀念黃花崗烈士講演大會，會間軍警憲特5000多人突然包圍北大，在北大三院門口及紅樓對面架起機槍，但師生們不畏強暴，講演繼續(xù)進行。4月3日，北大、清華等校學生為抗議反動政府查禁“華北學聯(lián)”等行徑，宣布罷課，與高校教職工為改善貧困生活狀態(tài)而進行的罷教、罷職、罷研、罷診、罷工斗爭匯合一處，形成反迫害反饑餓運動的高潮。5月30日，北大等11校學生召開“華北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紀念五卅大會”，并于6月9日組織“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大游行。8月，國民黨政府因戰(zhàn)場上的潰敗，對青年學生實行了更加嚴酷的控制，“特種刑事法庭”于19、20日連發(fā)傳票，拘傳學生324人，其中北大學生93人。19至24日，2000多名反動軍警包圍北大沙灘校舍，同學們喊出“一人被捕，全體坐牢”的口號。在反迫害斗爭中，大多數(shù)教授堅決支持學生，積極掩護被拘傳的學生轉(zhuǎn)移撤退。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圍城前后，當局企圖將北大南遷。師生開展“護校運動”，11月24日，學校教授會通過不遷校的決議。南遷陰謀不遂，國民黨政府又策劃裹卷北大行政負責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上有成就的專家教授離平南下，12月11日后數(shù)十次給北大發(fā)函電催促，16日曾派飛機來接，卻“無人到機場”。在國家民族命運的決戰(zhàn)關頭，北大廣大師生堅定地站在進步勢力一翼。12月15日，校長胡適離平南去，學校校務由鄭天挺、湯用彤、周炳琳3人主持。全校師生緊密團結，滿懷信心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的北京大學

1949 - 1966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大學步入新紀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8日，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正式接管北大。5月4日，北大成立校務委員會成立，湯用彤任主席。1951年6月，馬寅初出任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長。1956年6月，學校開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江隆基任第一書記。1957年10月，陸平任校黨委第一書記，并于1960年3月起兼任校長。1962年2月，北京大學的領導體制明確為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

　　黨和政府殷切關懷北大。從1949年4月到1950年4月的短短一年中，毛澤東主席就曾3次致信北大，“慶祝北大的進步”，并為北大題寫校名。自1949年至1961年，周恩來總理曾5次親臨北大。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到北大視察工作。

　　解放初期，國家對高等院校進行調(diào)整。北大農(nóng)學院與清華大學農(nóng)學院、華北大學農(nóng)學院合組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北大醫(yī)學院劃歸衛(wèi)生部管轄，成為獨立的北京醫(yī)學院；北大工學院并入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學（實際執(zhí)行中北大法學院中的法律學系、政治學系調(diào)整到北京政法學院，地質(zhì)學系調(diào)整到北京地質(zhì)學院）；燕京大學撤消，北大由城內(nèi)沙灘等處遷至原燕京大學校址。院系調(diào)整后，北京大學共有12個系：數(shù)學力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地質(zhì)地理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經(jīng)濟學系、東方語言文學系、西方語言文學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校、院、系三級體制改為校、系兩級管理體制；從原先擁有文、理、法、醫(yī)、工、農(nóng)等6個學院的大學變成一所主要從事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教學和研究的綜合性大學。院系調(diào)整使一批著名學者云集北大。至1952年11月，北大有教學人員546人，其中教授級170人，副教授級48人，高級職稱占40%。1955年國務院批準的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223人中，28人是北大的在任教師（文科11人、理科17人），其人數(shù)之多，比例之大，均居全國高校之首。為適應國家建設和發(fā)展的要求，北大于1954年、1956年恢復和重建了法律學系、圖書館學系；1958年將物理研究室擴建為中國第一個原子能系，并將物理學系分成物理學、地球物理學、無線電電子學3個系；1960年重建政治學系。北大還成立了一批研究機構，如外國哲學研究所、亞非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室、半導體物理研究室、物理化學及膠體化學研究室等。

　　建國伊始，北京大學本著“堅決改造，逐步實施”的原則，對學校的培養(yǎng)目標、管理體制和教學工作進行全面改造。廢除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部分舊課程，增開“新民主主義論”、“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政治經(jīng)濟學”等適應新時代的課程，到1950年3月，全校共計停開課程77門，新開課程100門，新社會的課程體系基本構建。北大還先后成立和加強了教學研究指導組和教學研究室，到1956年，教研室已達83個。從1952年到1957年，北大聘請了36位蘇聯(lián)專家，他們幫助開出41門新課程，并設立了某些“專門化”，培養(yǎng)了一批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北大的本科學制在這段時間發(fā)生過幾次重大變化：院系調(diào)整后，各專業(yè)的學制定為4年；自1953年新生開始，數(shù)學、物理、歷史三個專業(yè)試行5年制；自1955-1956學年第一學期開始，各系（東語系除外）均改為5年制；1960年，理科自1956級學生起改為6年制。

　　根據(jù)1953年全國綜合大學會議提出的“綜合大學是一個教育機構，同時也是一個研究機構” 的要求，北大進一步加強科學研究。1956年8月，國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綱要》，將計算技術、無線電技術、核科學、噴氣技術、半導體和自動化列為優(yōu)先發(fā)展學科，北京大學為此做出突出貢獻。早在1955年，國務院就批準在北大成立以胡濟民為主任的物理研究室，率先承擔起為國家培養(yǎng)核科學人才的重任，僅首屆100名畢業(yè)生中就涌現(xiàn)出“兩院”院士6人。北京大學是中國最早培養(yǎng)半導體人才的單位，1956年，北大等5校在北大建立了聯(lián)合半導體物理專門化，以黃昆、謝希德教授為首的師生成為中國半導體科學事業(yè)的先行者。當中國計算機的研究剛剛起步，北大即開辦計算機學習班，并讓青年師生參加研制工作，這些舉措培養(yǎng)鍛煉了一批年輕人，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計算機科學領域的專家，如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王選。60年代，北京大學的基礎科學研究取得了多項舉世矚目的成果，其中包括與中國科學院等單位協(xié)作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結晶，標志著人類首次合成了生命的基石之一——蛋白質(zhì)。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歷來是北大的強項，但是這個領域受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很大，這一時期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和各種所謂“學術批判”，極大地制約了研究工作。盡管如此，北京大學仍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馬寅初校長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他的《新人口論》發(fā)表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闡述了中國人口劇增的嚴峻情況，系統(tǒng)論述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解決重大國計民生問題的典范之作，但是文章發(fā)表后卻遭到錯誤批判。北京大學歷來重視教材建設，認為教材既是教學的需要，又是科研的體現(xiàn)。1961年，僅文科4個系就承擔了教育部委托的教材編寫任務28項，不少著名教授參加編著，一批高水準的高校通用教材很快編出。這些教材堪稱新中國高校教材編寫的范式之作，對之后的中國文科高等教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50年代后期，由于黨在指導方針上的某些失誤，同全國一樣，北京大學也走過一段彎路。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大有700余名師生被錯劃為右派。過多的政治活動和體力勞動嚴重干擾了正常的教學科研。1961年，黨中央提出對國民經(jīng)濟實行“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努力糾正各種失誤。同年頒發(fā)了《教育部直屬高等院校暫行工作條件（草案）》，北京大學予以貫徹，對工作進行整頓，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特別是著力糾正忽視教學的偏向。新修訂的教學計劃強調(diào)“教學為主”，加強基本理論、知識和技能的訓練，使教學質(zhì)量有了顯著提高，北大畢業(yè)生獲得了“基礎寬厚、有后勁”的贊譽。1966年，北大在校生達近9千人，是1949年的4倍多。自1949年到1965年，北大培養(yǎng)了3萬多名本科畢業(yè)生和2000多名研究生，他們成為國家建設的骨干。這些畢業(yè)生中，涌現(xiàn)出了100多名中國科學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于敏、周光召，國防科技工作模范錢紹鈞，受黨中央表彰的知識分子優(yōu)秀代表蔣筑英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64年秋，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在北京大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并向北大派了工作隊。運動中，不少黨員干部受到錯誤批判。1965年3月，鄧小平總書記主持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著重討論了北大的情況，明確指出“北大是一所比較好的學校”，對工作隊的做法予以糾正。盡管如此，這場運動在北大造成的思想混亂，為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北京大學“發(fā)難”埋下了誘因。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北京大學

1966 - 1976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在康生及其妻曹軼歐的策劃下，哲學系聶元梓等于5月25日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根據(jù)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全文播發(fā)了這張大字報。當晚，華北局派駐北京大學工作組進校。6月4日晨，新改組的北京市委負責人到北大宣布：撤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云的一切職務，并對北大黨委進行改組，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7月26日，在北大召開的萬人“辯論”大會上，北京市委宣布撤銷駐北大工作組，江青點名要聶元梓籌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9月11日，以聶元梓為主任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成立。校文革成立后，北大出現(xiàn)了許多造反派組織，并逐漸形成了嚴重對立的兩大派，日趨激烈的派性斗爭一度發(fā)展成大規(guī)模的武斗，校園一片混亂，學校財產(chǎn)遭到嚴重破壞。1968年9月18日，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492人進駐北大，校系兩級均由“工軍宣隊”領導。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楊德中任主任。1971年5月，北大召開了中共第六次黨代會，楊德中任黨委書記。1972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通知，王連龍任北大黨委書記和校革委會主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北京大學是重災區(qū)。北大曾被加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等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大批干部和教師被打成“黑幫分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殘酷迫害。這期間，被抄家的有400多戶，冤假錯案1000余宗，包括著名學者饒毓泰、翦伯贊、俞大絪在內(nèi)的60余人非正常死亡。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全校大部分教職工被強令集中食宿，失去行動自由。1969年，幾千名教師被下放到血吸蟲疫區(qū)江西鯉魚洲農(nóng)場進行勞動改造，接受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鼓吹“讀書無用論”，北大同全國一樣被迫停課，停止招生達4年之久，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前入學的在校生已全部畢業(yè)。當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zhuǎn)《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規(guī)定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主要從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中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自1970年至1976年，北大共招收了7屆工農(nóng)兵學員12700多人。由于學員入學時的文化程度差別懸殊，教學工作面臨極大的困難。為了適應這種情況，教師們在教學方法、方式以及內(nèi)容方面都作了許多新的嘗試，以使學生學到更多的科學文化知識。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工農(nóng)兵學員的文化水平都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較大提高，許多人畢業(yè)后成為新時期國家建設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學的科學研究基本停頓。從1970開始，某些應用項目的研究逐步恢復進行，但是基礎科學的研究仍被視為禁區(qū)。對此，周恩來總理曾在1972年7月14日接見美籍中國科學家代表團時，對在座的周培源說：“你回去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么障礙就把它拔掉。”周總理的指示，使熱愛科學和教育事業(yè)的教師受到鼓舞，積極醞釀把遭到嚴重破壞的基礎理論研究開展起來。為貫徹周總理指示，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強調(diào)“對基本理論的教學研究應予足夠的重視”。該文發(fā)表后，張春橋、姚文元指示上�！段膮R報》連續(xù)發(fā)表文章，進行討伐。1973年底“四人幫”又發(fā)動“反右傾回潮”運動，把矛頭直指周總理，使初步恢復的工作再次受到挫折。盡管如此，忠誠于人民教育事業(yè)的廣大教職員工，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努力工作，在某些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成績：生物學系、化學系與中國科學院兄弟單位合作，使豬胰島素晶體結構的測定成果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北大電子儀器廠與有關單位合作，1973年在北大研制成功中國第一臺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并很快投入到石油等部門使用；電子儀器廠半導體車間（微電子研究所前身）研制成功中國第一塊硅柵P溝道和N溝道MOS1024位隨機存儲器；無線電系研究的釹原子鐘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地球物理學系與兄弟單位合作在未名湖畔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衛(wèi)星云圖接收站，并培訓了116名中國最早的衛(wèi)星云圖的接收和分析骨干；地質(zhì)地理學系20多名師生參加了對西藏地熱資源的考察，為西藏經(jīng)濟發(fā)展和地球科學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以上研究成果均獲得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1975年，北京大學啟用新圖書館，新館不僅是北大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館舍，也是當時國內(nèi)建筑面積最大、設備條件最好、藏書最豐富的大學圖書館。

　　1969年10月，北大在陜西漢中建立分校。分校設有無線電系、技術物理學系、力學系等3個系，10個專業(yè)，師生員工1600余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教職工艱苦奮斗，培養(yǎng)了6屆工農(nóng)兵學員，完成了20余項國家科技項目。1978年，經(jīng)中央批準漢中分校遷回北京。

改革開放時期的北京大學

1976 - 1999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文革”動亂。黨和政府對北京大學十分關心，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接見校領導，對北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北京大學遵照黨中央撥亂反正的方針，積極開展對教育界“兩個估計”的批判；踴躍參加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落實黨的干部和知識分子政策，復查、改正1957年錯劃“右派”和解決1959年“反右傾”遺留問題等項工作，共解決歷史遺留問題2860件。1979年中共中央為因“新人口論”而遭受錯誤批判的北京大學前校長馬寅初平反，并批準教育部任命馬寅初為北大歷史上第一位名譽校長；同年，中共北京市委作出了《中共北京市委關于為原北京大學黨委徹底平反的決定》，為“文革”前的原北大黨委恢復名譽，并為因此而受株連的所有同志平反。這些舉措使廣大師生的思想獲得空前解放，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xiàn)了偉大的歷史轉(zhuǎn)折，國家對高等學校教育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北京大學也進入了在改革開放中振興發(fā)展的新階段�；謴土它h委領導下的校長責任制，學校的教學秩序步入正軌。1978年春，北大迎來了“文革”后第一批經(jīng)高考錄取的大學生。同年5月，北大晉升了34名教授和3名副教授，恢復了中斷已久的教工職稱評定工作。重建了校、系學術委員會和學位評定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以及工會等。北大師生努力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強音；“小平您好”的問候表達了億萬人民的心聲。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作為國家重點建設優(yōu)先發(fā)展的高等學府，北大解放思想，銳意進取，成就卓著。

　　為適應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培養(yǎng)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成長，北大不斷深化教學改革。學校由一所以文理基礎學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逐步發(fā)展成為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醫(yī)學科學、技術科學、教育科學、管理科學以及工程信息科學等多門類、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北大積極調(diào)整所設學科，以滿足國家的需要，恢復了中斷已久的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專業(yè)學科；1985年，成立了第一個學院――經(jīng)濟學院，標志著校、院、系三級管理體制改革的起步。學校的教學改革指導思想也與時俱進不斷深化：1981年，提出了“加強基礎，擴大知識面，減少必修課，增加選修課，以利因材施教”的原則；1988年，進一步明確了“加強基礎，淡化專業(yè)，因材施教，分流培養(yǎng)”的教學改革十六字方針；1993年，強調(diào)了樹立終生教育的觀念，學生是學習主體的觀念，并作出了面向21世紀進行課程體系、教學內(nèi)容改革的部署；1999年，突出了全面提高學生素質(zhì)、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目標�；�于高層次研究性大學的定位，北大在積極發(fā)展本科生、研究生、成人教育和留學生教育的過程中，突出發(fā)展研究生等高學歷教育。1980-1981學年度，北大的學生總數(shù)為8415人，其中本科生6923人，碩士研究生650人，外國留學生193人，其余為�？粕�、函授生和夜大生。1998-1999學年度，北大的學生總數(shù)為23536人，其中本科生9085人，碩士研究生4463人，博士研究生1645人，外國留學生1135人，其余為�？粕�、函授生和夜大生。

　　在繼續(xù)重視基礎研究發(fā)揮傳統(tǒng)學科優(yōu)勢的同時，北大大力開展應用研究，努力追蹤世界高新科技，促進科學技術的產(chǎn)業(yè)化，加強國家現(xiàn)代化建設中重大理論和實際課題的研究。學校建立了“人工微結構與介觀物理”、“分子動態(tài)與穩(wěn)態(tài)結構”、“蛋白質(zhì)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視覺與聽覺信息處理”、“稀土材料化學及應用”、“湍流研究”、“區(qū)域光纖通信網(wǎng)與新型光纖通信系統(tǒng)”、“文字信息處理”、“環(huán)境模擬與污染控制”等一系列國家重點實驗室。諸多成果獲得國內(nèi)外的重大獎項，如王選教授主持的“計算機激光漢字編排系統(tǒng)”被譽為出版界“告別鉛與火的一次革命”；廖山濤教授主持的“微分動力系統(tǒng)穩(wěn)定性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7年）；趙柏林教授主持的“微波輻射計及其環(huán)境遙感應用”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1年）；季羨林教授主編的《東方文學史》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特等獎（1996年）和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1998年）。這些都極大地提升了北京大學的科研實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而以方正集團、青鳥集團、生物集團等為代表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群則成為中國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進程中的重要力量。

　　北大秉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傳統(tǒng)，廣納天下英才，初步解決了“文革”造成的教師隊伍嚴重斷層的問題，基本實現(xiàn)了學術帶頭人的新老交替。1999年學校的教授平均年齡比十年前降低了10歲，形成了比較合理的教師隊伍結構。北大所擁有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人文學科中的著名學者、長江學者、“百千萬人才工程”、“跨世紀人才”等的人員數(shù)量在中國高校中均名列前茅。

　　自1978年至1999年，50多個國家的80位國家元首及政要訪問了北京大學。北大與世界上40余個國家的近200所大學建立了校際交流關系，與港澳臺及各省市間的合作也在不斷加強。一個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格局業(yè)已形成。

　　學校的基礎設施和辦學條件有了較大改善。理科教學樓群、百周年紀念講堂等標志性的建筑陸續(xù)落成，學校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北京大學圖書館作為亞洲高校第一大圖書館，朝著自動化、數(shù)字化、電子化、網(wǎng)絡化的方向不斷發(fā)展，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文獻資源共享的重要樞紐，“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體系管理中心”、“中國文理綜合文獻信息中心”和“醫(yī)學文獻中心”等均設在此館。

　　1986年8月，北大校長作了《瞄準世界一流水平，加快北大前進步伐》的報告，自此，進入世界一流大學之林便成為北大人不懈的追求。1994年7月，中共北大第九次黨代會通過《北京大學改革與發(fā)展綱要》，更加明確了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1996年10月和1998年5月，國家資助北大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先后啟動。1999年1月，中共北大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戰(zhàn)略設想，規(guī)劃到2015年或略長一點的時間，按照國際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全面推進各項事業(yè)，使北京大學成為培養(yǎng)和造就高素質(zhì)的創(chuàng)造性人才的搖籃；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jù)的前沿；知識創(chuàng)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轉(zhuǎn)化的重要力量；民族優(yōu)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

　　1998年5月，北大隆重慶祝建校一百周年。巍巍上癢，國運所系，百年歷程，薪火相承，百年輝煌，代代相繼。百年來，北京大學的發(fā)展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一代代北大學子，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譜寫了北大發(fā)展史上的光輝篇章，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做出了重大貢獻。百年來，北京大學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寶貴傳統(tǒng)和勤奮、嚴謹、求實、創(chuàng)新的優(yōu)良學風。世紀交替之際，北京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不斷進步、人才輩出、成果豐碩的形象邁入21世紀。

　　步入21世紀的北京大學

2000 - 2008

　　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是北京大學面向21世紀提出的宏偉規(guī)劃，是世紀之初指導北京大學各項建設的綱領。在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經(jīng)費的支持下，北大以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堅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養(yǎng)人才、繁榮學術、服務人民、造福社會”“的理念，以學科發(fā)展為重點，以隊伍建設為核心，以體制與機制創(chuàng)新為動力，全面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和教育創(chuàng)新，進一步提高學科建設、科學研究、師資隊伍、學校管理的水平，提高教育質(zhì)量和辦學效益，充分發(fā)揮培養(yǎng)高層次創(chuàng)新人才、發(fā)展文化科學技術、解決國家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重大問題的作用。

　　教學改革力度繼續(xù)加強。于2001年啟動“元培”本科教學改革計劃；完成了由300多門全校通選課構成的新的課程體系建設；根據(jù)“以研究生教育為主導，本科教育為基礎，構建研究型大學發(fā)展框架”的基本思路，穩(wěn)步擴大研究生教育規(guī)模，同時，本著“確保質(zhì)量，追求卓越”的理念，在招生、培養(yǎng)、學位授予、獎助等重要環(huán)節(jié)不斷改革和完善機制，以保證和提高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的培養(yǎng)質(zhì)量。到2005年，北大擁有18.5個國家基礎科學研究與教學人才培養(yǎng)基地。截至2007年11月，北大獲國家級精品課程累計達到46門，位居全國高校首位；“十五”期間，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2項（與兄弟院校合作1項）、一等獎11項。

　　堅持人才是第一資源的原則，建立了總量控制、按需設崗、公開招聘、平等競爭、擇優(yōu)聘用、分級流動、崗位管理的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科研水平和綜合素質(zhì)，增強教師隊伍的競爭力，并狠抓師德建設，以適應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要求。經(jīng)過“十五”建設，北京大學教師隊伍的基本狀況明顯改善，有博士學位的人數(shù)已超過60％，教授平均年齡下降到50歲。截至2007年12月，北京大學擁有兩院院士61人，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128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和講座教授99人，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19人。另外，25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著名學者被評為文科資深教授。

　　以學科建設為核心，強化學科管理和機構調(diào)整。2000年4月，北京大學和北京醫(yī)科大學合并組建新的北京大學，學校整體實力得到加強。此后，學校進行了較大幅度的院系結構調(diào)整。到2007年，北京大學共有5個學部，41個院系，81個重點學科。2002年至2004年，教育部對全國除軍事學外的全部80個一級學科進行評估，北京大學參評的33個學科中，有11個學科名列全國第一，另有3個學科名列全國高校第一，其中數(shù)學、化學、歷史學及外國語言文學4個學科獲得5項指標全部滿分的好成績。

　　“十五”期間，北京大學獲得1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11項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一等獎空缺三屆），8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在每兩年一次的“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和每三年一次的“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評選中，北京大學獲獎等次和獲獎總數(shù)均位居榜首。2004年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中，北大獲獎總數(shù)達34項。其中特等獎2項，占特等獎總數(shù)的50％；一等獎10項，占一等獎總數(shù)的28.57%；二等獎22項。“十五”期間，全校38篇論文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博士論文。

　　通過“十五”“211工程”建設，北大建成了14C加速器質(zhì)譜儀、時間飛行質(zhì)譜儀、環(huán)境掃描電鏡等高水平的大型公共測試儀器技術平臺，這些設備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為北大以及全國相關科研人員開展世界水平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校園信息網(wǎng)絡主干網(wǎng)完成更新改造，校園網(wǎng)的建設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圖書館初步實現(xiàn)由傳統(tǒng)圖書館向數(shù)字圖書館的轉(zhuǎn)型，建成具有國際先進水平、學術型、開放式、數(shù)字化的大學圖書館系統(tǒng)。餐飲中心、新的學生宿舍樓等建筑相繼建成投入使用，靜園地熱井成功開鑿，后勤服務設施大大改善。學校的產(chǎn)業(yè)持續(xù)保持高速增長勢頭，產(chǎn)學研一體化向更高層次發(fā)展。在高校服務社會、服務經(jīng)濟建設的職能發(fā)揮上，進一步加大與國內(nèi)各省市、部門的合作，已經(jīng)與國內(nèi)數(shù)省區(qū)、市和銀行簽訂全面合作協(xié)議。國際合作蓬勃開展，與世界一流名校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交流和合作。世紀之初的短短幾年間，許多重要的外國元首和數(shù)十位諾貝爾獎得主訪問北大并發(fā)表演講，每年到訪北大的外賓超過20000人次。北大每年出訪交流的教員和學生超過5000人次。

　　北大黨建及思想政治工作與時俱進，在堅持辦學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基礎上，采取形式多樣的工作方式，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黨性修養(yǎng)，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保證黨對學校的正確領導。北大校園文化豐富多彩，兩百多個學生社團活躍在校園里，百周年紀念講堂的各種演出和文化活動精彩紛呈，一年一度的全校運動會、一二九歌詠比賽、北大十佳歌手大賽、北大十佳教師評選等已經(jīng)成為校園內(nèi)的傳統(tǒng)活動。

　　自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到2008年，北京大學走過了110年的歷程。回溯既往，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聚集了各個歷史時期眾多的著名學者專家、學術大師，涌現(xiàn)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科學家和教育家，培養(yǎng)了一代代優(yōu)秀人才，創(chuàng)造了一批批重大的科學成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思想理論、文化教育和社會發(fā)展的進程。一個水平更高、實力更強、更加富有生機活力的北京大學必將在二十一世紀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林，必將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建設富足美好民主昌盛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中國，為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進步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