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熱點：讓權力不再成為貪官的“資本”

    又有兩樁腐敗案件見諸報端，這兩個案件雖然官員身份不同，卻頗有耐人尋味之處。一是山東的李信，利用擔任濟寧市副市長兼濟寧市高新技術企業(yè)開發(fā)區(qū)管委會主任的職務之便，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另一個是北京的畢玉璽，在出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首都公路發(fā)展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期間，從1994年至2003年間，利用職務之便，通過介紹、推薦、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幫助多人在五環(huán)路等公路建設工程及其相關配套項目上，牟取利益，涉嫌收受他人賄賂6000萬元人民幣。

    無論是李信，還是畢玉璽，之所以能夠受賄，就是手中握有重權，都曾擁有項目和投資的審批決策權。這種職權本是國家和政府賦予此崗位的監(jiān)督和管理的權力，卻被這些貪官們轉(zhuǎn)變?yōu)閿控數(shù)墓ぞ吆透瘮〉馁Y本，所居官位也演變成了出售權力、中飽私囊的“肥差”。五環(huán)路工程牽出的畢玉璽，在該工程規(guī)劃、建設、招標中，關照過的許多項目都出現(xiàn)了違背市場規(guī)律的畸高現(xiàn)象，僅以信號燈為例，其價格就比市場價格高出幾倍。

    在許多工程中，類似的“腐敗成本”支出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因腐敗而落馬的畢玉璽，在交通建設中，并不是第一個，也決不會是最后一個。公路建設投資巨大，動輒幾十億，上百億，從中撈上幾千萬，甚至上億元，也不會顯山露水。更主要的是，畢玉璽們并不是項目的真正出資人，國有資金作為道路建設來源的主體，是國家代表公眾來投資建設。由于體制的弊端，這些人既充當投資者，又是管理者，誰也不用對投資負責。于是這些*出售項目權力而獲取私利的蛀蟲們，卻很少受到監(jiān)督和約束。僅從1997年以來，就有貴州、四川、廣東等9個省份的十多名交通廳長、副廳長們相繼落馬，河南更是創(chuàng)下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犯罪紀錄。

    貪官并不是天生的，權力的壟斷化、個人化、暗箱操作，必然導致腐敗。早在上個世紀初葉，魯迅先生就嘲笑過，在中國最賺錢的生意是所謂“革命”，無非是軍伐混戰(zhàn)，攻城略地，其目的就是為了個人奪權，有權便能生財，在今天也有人叫囂：“投資貪官最賺錢”。

    投資貪官就是收購權力，行賄者因收購權力而收獲巨額利潤，而受賄的貪官卻濫用職權，坑公肥私。權錢交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實質(zhì)上是因為掌權者將權力個人化，個人壟斷職權而不受制約。長官意志，也就是個人意志完全可以左右項目的投資建設。有的貪官為了瘋狂斂財，更是為所欲為。這種不受監(jiān)督約束的權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從一個側(cè)面見證了制度建設的滯后和制度執(zhí)行上的軟弱。

    “一切都由自己說了算”，這是貪官李信的一慣作風。為了標榜政績，吸引外資，李信在任何手續(xù)都不辦的情況下，就對投資者漫天許諾，而投資者卻敢因李信的許諾而投資，投資之后又是進退兩難。一個開發(fā)區(qū)的主任招商引資，不按章辦事，*空口無憑的許諾就能引資，這也充分表明了開發(fā)區(qū)的管理根本沒有什么章法，領導者個人表態(tài)遠比制度管用。李信最終墮落成利用職權牟取私利的貪官，這主要是他個人極度膨脹的貪欲造成的，但同時不容回避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在制度健全且執(zhí)行有力的前提下，李信、畢玉璽們的貪心，就沒有了生存的土壤。

    權力，只有炙手可熱的權力才是貪官們敢于索賄受賄的唯一資本。而權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權力操作的不透明往往是產(chǎn)生腐敗的必然原因。今年7月1日實行的《行政許可法》以規(guī)范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作為出發(fā)點，從而達到從根本上和制度上來防止和治理審批權力中的腐敗。“一石激起千層浪”，以《行政許可法》實施為標志，陸續(xù)出臺的相關政策，對職務權力的規(guī)范和操作有了更加明確的規(guī)定，新發(fā)布的《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從體制上杜絕了亂上項目，在項目招標和建設中權力正在淡出，市場越來越有效地發(fā)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陽光是最好的除腐劑。與《行政許可法》精神相一致的各個領域的權力運用的聽證制度日益深入人心，官員在行使權力時，更加公開透明，按程序依法用權已是必然，公共投資與項目建設的管理也會走向公開化、程序化、制度化，權力的暗箱操作將無法生存。陽光下的權力運用，必將使行賄者無處行賄，受賄者也無處索賄，貪官們腐敗的前提終將被斬斷。

    盡管徹底鏟除腐敗，依然是任重而道遠，但對權力的規(guī)范和限制，必將從源頭上扼制腐敗的蔓延。在這種情況下，權力之于那些熱衷于腐敗斂財?shù)呢澒賮碚f，不僅不能成為他們賴以腐敗的資本，反而會成為葬送他們自由乃至生命的把柄與“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