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年薪40萬是誤解，聘任公務員采取的是協議工資制度，并不存在上限�！逼謻|新區(qū)組織部（人事局）人事綜合處處長郭嶸昨日（8日）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如是說。作為建立聘任制公務員制度的試點之一，上海浦東新區(qū)的“首聘”頗受關注。（7月9日，廣州日報網絡版）

一些媒體在報道上海浦東“聘用制公務員”試點時，在前面加上了“國內首批”的稱號。上海試點是不是全國首創(chuàng)？據筆者了解，它至少晚于深圳。據新華網報道，早在2007年11月26日，深圳市人事局就發(fā)布公告，深圳市將提供31個職位，公開招聘首批41名聘任制公務員。如今大半年過去了，深圳試點效果怎樣？上海浦東有沒有研究過深圳經驗？這我們都不得而知。

今天看來，聘任制公務員似乎是一大創(chuàng)舉，但實際上它早已寫入公務員有關法規(guī)之中。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中就寫明，聘任制公務員是公務員的類別之一。再往前追溯，早在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中，也規(guī)定了部分職務實行聘任制。但遺憾的是，十五年過去了，我們等到的只是又一次“試點”。

“旱澇保收”的政府部門，一直是一些人心目中的“鐵飯碗”，甚至是“金飯碗”。公務員的準入門檻高、退出機制尚未建立，這就使得政府部門變成了“深宮大院”，由此派生出公務員不求進取、人浮于事、墮落腐化等一系列弊病，而這種種弊病又是由制度而起，輿論監(jiān)督和道德勸勉都只能管一時一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長此以往，就會形成惡性循環(huán)，直接導致政府部門行政效率低下、官場風氣惡化，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我們期待“聘任制公務員”能夠起到“鯰魚效應”，激發(fā)整個團隊生機和活力，并通過這種試點，一步步的改變公務員的準入、考核、退出機制。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從1993年就規(guī)定過的事情，今日上海仍在試點之中，這場試點為何延時十五年之久？

最大的阻力或許來自系統內部。協議工資、聘用公務員的自由流動、現代人力資源的管理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高效快捷的行政方式，這些改變直接觸動了官場某些“潛規(guī)則”，注定不可能被輕易接納。

其實，政府本身不過是執(zhí)政者與民眾之間的一個契約，政府按約定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這就決定它必須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運作。這種運作模式也決定了政府公務員需要專家化、專業(yè)化、企業(yè)化，對他們要以現代的人力資源模式進行選拔與管理，從現階段來講，至少部分服務領域的公務員應該實現“聘任制”。

聘任制公務員試點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這說明我們的行政部門還有待進一步解放思想，有待進一步提高服務公眾的意識與水平。時隔十五年之后，公眾對“聘任制”依然抱有熱情，也足見民意所向，期待上海這次試點能夠深入開展，實實在在地起到革弊立新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