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國的孫偉銘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和黎景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一審均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zhí)行，但分別經(jīng)四川高院和廣東高院二審后，均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被告人無期徒刑，理由之一是其犯罪時處于嚴重醉酒狀態(tài)，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有支持者提出了“行為人醉酒駕車，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量刑時也需要酌情考量”的觀點，但筆者卻對此有不同看法。

普通駕車犯罪與醉酒駕車犯罪對量刑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不同:未飲酒時行為人頭腦清醒，行為完全受思維支配，此時犯罪表明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相對較深;醉酒后行為人認識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有所減弱，此時犯罪其主觀惡性程度相對較小。因此，對主觀惡性深的人量刑相對宜重，反之則相對宜輕。從這個意義上說，“醉酒駕車需酌情考量”的觀點有合理性。“醉酒駕車需酌情考量”雖有其合理性，但也會給司法實踐帶來一些問題，主要包括法律和社會效果兩個方面。

在法律上有五個問題:

一、“酌情考量”的準確含義為何?它首先表明“醉酒駕車”是一個影響量刑結果的情節(jié)，有這個情節(jié)與無這個情節(jié)的量刑結果應該有所不同。那么到底從輕考量還是從重考量呢?從孫、黎兩案的二審裁判結果來看，無疑應屬于從輕考量。司法實踐中我們經(jīng)常使用“酌情從輕處罰”的量刑方法。“酌情考量”與其是什么關系?如果兩者是同一含義，或者兩者對被告人從輕的幅度相同，則沒有必要采用這兩種不同的稱謂。如果“酌情考量”的從輕程度較“酌情從輕處罰”幅度要輕，則又會出現(xiàn)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把握的問題。因為“酌情從輕處罰”的從輕幅度已經(jīng)很小了，要再從中區(qū)分出更小的從輕幅度實在困難。

二、該觀點與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相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二款第(一)項規(guī)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在以上司法解釋中，酒后駕車構成交通肇事罪，非酒后駕車則不構成交通肇事罪。“酒后”屬“構罪”情節(jié)，對“酒后”這一情節(jié)的處罰不是從重，而是等同于加重，具體來說是從行政處罰加重到刑事處罰。而“醉酒駕車需酌情考量”的觀點則對“醉酒”從輕考量，兩者的方向截然相反，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

三、醉酒犯其他罪是否需酌情考量?實踐中不少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等案件是犯罪嫌疑人醉酒后所為，對這些被告人能否酌情考量?這里的一個先決問題是如何看待駕車犯罪與上述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等直接故意犯罪的不同。筆者認為，如果駕車犯的是交通肇事等過失罪，則與以故意為主觀心態(tài)的直接犯罪不可同日而語，兩者沒有可類比性。但如果駕車犯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以故意(包括間接故意)為主觀心態(tài)的罪行，則與直接犯罪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這種情況下車輛不過是一個犯罪的工具而已，有無這個工具不影響犯罪的特征。兩類犯罪在刑事處罰方面應當享受同樣的“待遇”:在醉酒駕車后故意犯罪“需酌情考量”的觀點指導下，醉酒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也“需酌情考量”。因為后一種情況下犯罪分子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控制能力也有所減弱，其主觀惡性程度也相對較小，而這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四、酒后而非醉酒后犯罪是否需酌情考量?除上述解釋中的規(guī)定外，其他酒后犯罪是否需酌情考量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醉酒情況下犯罪分子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而酒后未醉時其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控制能力也有所減弱，不過是減弱的程度不及前者而已。既然醉酒犯罪“需酌情考量”，那么酒后犯罪也應“需酌情考量”，只不過酒后犯罪酌情考量的幅度要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醉酒的提法或者說醉酒的認定其實不科學。目前司法實踐中以血液中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作為酒后與醉酒的分界線，但每個個體對酒精的耐受程度不同，也就是酒量有大小，有可能有的人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但由于其酒量大，并未醉酒;而有的人血液中酒精含量雖未達到80毫克/100毫升，但由于其酒量小，已處于醉酒狀態(tài)。從這個意義上說，血液中酒精含量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不同個體的實際酒后狀態(tài)，因此，不管酒后還是醉酒，均在量刑方面作相同性質(zhì)的考量較為妥當。 

五、“酌情考量”是否適用于死刑以外刑罰及酒后過失犯罪?從孫、黎兩案來看，“醉酒駕車需酌情考量”觀點的主要功能是考量對被告人是否適用死刑。但如果被告人所犯不是應判死刑的罪行，是否還要對其“酌情考量”呢?根據(jù)出罪“舉重以明輕”的司法原則，既然死刑都“需酌情考量”，那比死刑輕的刑罰當然也“需酌情考量”。另外，酒后過失犯罪是否“需酌情考量”的問題也可從相同的司法原則得出肯定性結論。 

在社會效果上，從“醉酒駕車需酌情考量”的觀點出發(fā)，可推導出所有酒后犯罪均需酌情考量，也就是從輕考量的結論。既然酒后甚至醉酒犯罪都會得到“優(yōu)待”，那么酒后犯罪將得到縱容，群眾受到誤導。這顯然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醉酒駕車需酌情考量”的觀點以孫、黎二人醉酒后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為由對二人作出從輕量刑的酌情考量，而對其二人駕車前卻醉酒的錯誤行為視而不見，是不恰當?shù)�。實質(zhì)上是將其二人錯誤的駕車前的醉酒行為作出了肯定性的評價。筆者認為，因先前飲酒、醉酒是行為人自主選擇的結果，不是他人強制的結果，行為人對是否飲酒、飲到什么狀態(tài)有決定權，因此對其此后發(fā)生的犯罪即使不從重、加重處罰，至少也應承擔通常情況下的責任，沒有必要對其從輕處罰。也就說是“酒后”、“醉酒”不屬于從輕量刑情節(jié)，不應據(jù)此對行為人從輕量刑。當然，法律另有規(guī)定對酒后犯罪從重、加重處罰的，毫無疑義應得到切實執(zh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