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他們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會階層不僅是轉型的必然產物和信號，同時也挑戰(zhàn)著我們“大政府小 社會”的傳統(tǒng)管理模式，生動地提示我們，還有多少發(fā)展后遺癥亟待解決。與此相匹配的政治體制改革、社會建設，若不能一并邁入現代化進程，長此以往，產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會的斷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與精英互相敵視等問題，會一一擺在我們的面前。

　　最近，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陳喜慶表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在中國出現，他們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yè)知識分子組成，正成長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在不經意間改變著我們社會的結構。

　　其實在此之前，有關新社會階層的新聞已經絡繹不絕，不斷引起爭議，從“過勞死”、“白領民工化”到“中間階層報告”、“二次現代化”、“社會流動渠道”等等，不一而足。

　　從世界已有的經驗中我們知道，中間階層壯大的社會結構，對和諧穩(wěn)定是何其重要。新社會階層興 起，本應值得高興。為什么在我們這兒，引起的卻是一波波爭論呢?《中國青年報》的調查表明，58.5%的人認為新社會階層對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貢獻“非 常大”或者“比較大”，但同時也有近半數的人覺得這個群體缺少歸屬感，對他們“心存顧慮”。腐敗案件的背后，閃爍著他們的身影;企業(yè)家“原罪論”，指的就 是他們;甚至收入差距拉大的矛頭，還是對準了這個群體。從各方輿論中可以發(fā)現，中國大眾對這股中堅力量并不買賬。有學者表示，他們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未來影響“難以預測”。新社會階層的崛起，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究竟發(fā)出了一種怎樣的信號?是與社會階層分化相伴而來的矛盾激化的前兆，還是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邁向現代的表征?

　　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呢?總人數約1.5億，掌握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貢獻了全國近1/3的 稅收，使用著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每年吸納半數以上新增就業(yè)人員……如果按照十六大的報告，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是“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的話， 不難看出，新社會階層正是這些源泉的主要活躍因子，在多元競爭中推動了我國GDP的高速增長。也正因為此，一旦他們的行為稍微滑出合理邊界，其影響，就不 只是幾個“民工化”“過勞死”現象那么簡單。

　　發(fā)達國家走過的階層分化，更多受產業(yè)革命和技術革命的影響，其發(fā)展過程是逐步的。而我國階層結 構的變化，卻處在市場經濟發(fā)展、經濟政治體制變革、產業(yè)結構調整、新科技刺激以及全球化諸要素綜合作用下，速度之快、規(guī)模之大，超出一般。因而各階層之間界限比較模糊，社會角色頻繁更換。這使得我們的新社會階層，對自己的角色定位，也缺乏認同感。私營企業(yè)主，希望經濟權利得到更多法律和政策保護，繼而有強 烈的政治訴求;體制外白領，為維持寬裕的收入，更多關注社會穩(wěn)定和福利保障;一些自由職業(yè)者，更期望實現公平的上升性移動。再加上經理和雇員之間有勞資關系上的矛盾，白領和自由職業(yè)者之間有價值觀上的沖突。換言之，這是一個復雜、多元的群體，彼此之間的利益指向，有很大差異，遠沒有相互協(xié)調，共同發(fā)展。凝 聚這個群體的價值觀尚眾口難調，遑論使他們成為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