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享受更好服務可去民辦學校

　　對此，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表示，教育部的主張就是“公辦不擇校，擇校找民辦”。家長想要自己花錢享受更好的服務，自己開小灶，到市場上去滿足。這個概念在很多城市已經實現(xiàn)了�，F(xiàn)在，成都、上海、廣州小升初競爭的對象主要是民辦學校也包括一些現(xiàn)在為民辦的“轉制學校”）。公辦學校實行的是平等性政策，民辦學校依據(jù)《民辦教育促進法》有招生自主權，實行的是選拔性的政策。

　　某個“小升初”論壇上，有網(wǎng)友這樣比喻：北京小升初，除就近入學電腦派位以外，可以分為“拼爹”、“拼孩子”、“拼命”三種。“拼爹”包含共建生、條子生、以學區(qū)房和擇校費擇校；“拼孩子”包含占坑、推優(yōu)、特長；“拼命”的則是非京籍學生了。那么，禁奧之后的小升初政策會有怎樣的調整，教育界人士及家長們都拭目以待。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八點建議

　　1.以公開討論、聽證會為決策服務，制定“小升初”新政；

　　2.繼續(xù)嚴肅治理奧數(shù)，禁止各類學科競賽與“小升初”入學機會掛鉤；

　　3.擴大公辦名校劃片就近入學的比例；

　　根據(jù)教育部“教八條”跨區(qū)招生比例不得高于10%的要求，公辦學校就近入學的比例整體應當達到90%。建議2013年名校就近入學的比例不低于50%，2015年達到90%。

　　4.禁止公辦學校收取任何形式的“擇校費”；

　　5.逐年減少直至取消“共建生”；

　　建議逐年減少“共建生”指標，用三年時間取消這一特權，禁止以權擇校。

　　6.改革推優(yōu)、特長生招生政策；

　　建議從2013年起特長生不再加分，逐年減少推優(yōu)的比例，最終控制在5%以內。

　　7.落實示范性高中“指標下放”的政策；

　　將示范性高中的部分招生指標下放到各個普通初中，是緩解對初中名校競爭的關鍵措施。“教八條”要求下放的比例應不低于30%，建議北京市“指標下放”的比例2013年達到30%，2015年達到50%。

　　8.以信息公開為抓手，進行社會監(jiān)督和問責；

　　建議細化教育信息公開的辦法，明確“小升初”過程中信息公示的內容、責任機構與責任人。建議公辦學校必須公示捐資助學費等擇校費收入數(shù)量、使用和管理方法，遏止以錢擇校。

　　■ 各方看法

　　待遇問題是目前教師流動瓶頸

　　●郜嶺，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凡是經歷過小升初的家長都很難忘記這樣的場面：孩子在路上吃飯，快餐基本都嘗遍了。有時候數(shù)學不會了，還要請家長做一做，這么大年齡的老奶奶還要算奧數(shù)題，然后再教給小孩子。家里還在爭，爸爸說該學，爺爺說不該學，對孩子真是煎熬。孩子也非常累，都睡著了。

  　嚴格治理，一個是嚴格執(zhí)行就近入學，取消“三好生”等稱號與升學掛鉤，公辦中學逐步取消共建生和擇校生，各種特權部門在它的居住地周邊一定有小學、有學區(qū)的，可以直接就近入學。還要治理中小學與各種培訓機構所謂的“合作”。

　　第二是關于示范高中招生分配。廣州市將20%名額下放，每一所普通學校前20%的學生可以上到優(yōu)質高中。北京市現(xiàn)在是將10%的名額分配到普通學校。安徽省招生政策中，2012年實行的是示范性高中70%的名額分布到各個學校去。

　　還有教師區(qū)域內流動，比如說學區(qū)內流動，行政區(qū)域內流動，所謂優(yōu)質校和薄弱校之間的流動，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可以互相流動，這里的瓶頸是教師待遇問題。

　　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差別不大

　　●張華，某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人士

　　小升初這個事咱們年年都在議論，不管是學校，還是區(qū)一級教育管理部門，市一級教育管理部門都如臨大敵，如履薄冰，年年都要在這驚心動魄地干一陣子。小升初取消考試的頭兩年矛盾沒有這么突出，因為當時參加派位有70%左右�，F(xiàn)在的情況則是稍微好一點的小學到4、5月份時，班里只有個別學生不知道自己去哪了，于是矛盾就突出了。

　　結合北京市的情況，有幾個問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以北京市為例，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的差別真能大到我們這些家長奮不顧身去選擇嗎？我認為不是這樣，差別沒有達到那么大。因為我工作的性質，一直在這努力去均衡的，不管硬件還是師資，北京市教師學歷資格遠遠高于全國其他的地區(qū)，不是差距真那么大。

　　第二，是不是全體人都涉及小升初問題？在北京事實上大約有10%—15%的應屆學生有小升初的焦慮，在遠離中心區(qū)的地方矛盾沒有這么大。第三，這真的是教育問題嗎？其實小升初的問題不是教育問題，折射的是社會矛盾，根源還是在社會。